烟囱拆、工厂关、小火电停……

这样的事似乎与经济飞速发展不相协调,但却在中国大规模发生着。

“我们不惜以降低GDP增速为代价来实现这一(“十一五”降低能耗)目标。”9月在天津召开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上,温家宝总理的话掷地有声。

可想而知的艰难

新宣布关闭2000家污染企业,5年淘汰小火电机组近7000万千瓦……中国“十一五”期间的减排力度空前。

中国去年制定了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%至45%的目标。也就是说,“十一五”计划今年完成时,首先要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%左右,而未来几年的节能减排挑战将更大。

“这不是一项可以轻而易举完成的任务”,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专家芭芭拉·菲纳莫雷这样说道。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6日在天津发布研究报告说,中国过去5年已成功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增长,但如果不采取新的努力,比如继续提高能效、改变能源结构,中国只能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37%。

“中国人需要勒紧裤腰带才能完成这个目标。”中国人民大学“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”负责人邹骥教授这样总结道。据估算,要实现所承诺的目标,中国差不多每年需要为此投入780亿美元,这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承担至少166美元。

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对记者说,即便“十一五”目标对中国也“很不容易”,因为中国现在采取的还是一些较为初级的手段,如淘汰落后生产力来实现目标。杜祥琬希望人们关注中国的实际情况,“至今中国人均GDP水平仍然很低,世界各国排名在100位之后,全国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。同时,科技水平仍比较落后,因而发展比较粗放”。

“接下来‘十二五’的减排难度将更大”,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、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认为,节能和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都是开始工作容易做,后来越来越难。

据麦肯锡公司的有关报告测算:在所要采取的减排和环保技术中,“十一五”期间附加投资约1.5万亿元人民币,“十二五”期间需1.9万亿元人民币到3.4万亿元人民币。

正因为如此,国际能源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说,为了应对能源和保护环境方面的挑战,“我认为中国下个5年的发展至关重要”。

发展中国家的人最能感受到中国完成减排目标的挑战和不易。10月初参加天津气候谈判的玻利维亚驻联合国大使巴勃罗·索隆日告诉记者,他曾询问许多发达国家代表对中国减排目标的看法,“你们反对这个目标吗?还要中国做得更多吗?他们中许多人都告诉我,‘不,已经很好’。”

必须付出的努力

实现可持续发展,中国别无选择。

改革开放30多年来,中国经济一路狂奔,也付出了相当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,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说,发达国家工业化200多年遇到的环境问题是逐步出现,分阶段解决的,这些国家长时期遭遇的问题在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。因此,中国的资源、环境问题呈现复合性、综合性、压缩性的特点。改变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,已成为当务之急。

而国际上,后危机时代的普遍特点是“低碳经济”争夺战硝烟弥漫,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正大力推进以高能效、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,着力发展低碳技术,并对能源、产业、技术、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。一场低碳经济的争夺战正逼近中国。

何建坤认为,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必然导致低碳技术快速发展,它会成为今后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和技术竞争的焦点。在这一背景下,中国必须加强技术创新,这也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。因此,制定单位GDP减排目标是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,协调近期与长远,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决策。

有关专家指出,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,正处在工业化、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进程中,同时面临着发展经济,消除贫困,改善民生,控制污染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多重压力,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比发达国家大得多。“即便如此,中国也绝对不会像发达国家那样,人均GDP达到了4万美元才出现(排放)峰值”,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,中国从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,就开始采取措施,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。

“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,高耗能产业比重大,因此我们必须逐步调整产业结构,必须从粗放发展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。”杜祥琬说,“这既是中国自身的内在需求,也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负责的体现。”

前所未有的决心

来自发达国家的舆论,将其他国家的减排态度、行动和中国的减排力度对比,也看到了差距。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、《世界是平的》一书作者托马斯·弗里德曼最近写道:美国共和党人把气候变化看作“JOKE(笑话)”,而中国人则把它看作“JOBS(工作)”。

过去5年,中国仅小火电机组就关停7000万千瓦装机容量,超过英国全国装机容量。近两个月,中国各地正为完成“十一五”节能减排目标作最后冲刺,反映出中国在节能减排上的严肃、认真态度。也正因此,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今年9月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“中国减排动真格”。

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《2010全球绿色能源投资趋势》报告指出,2009年,中国成为投资清洁能源最多的国家,中国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对核心清洁能源领域(新型可再生能源、生物燃料和能源效率)的投资比上年增长53%,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容量增加370亿瓦。

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乔纳森·霍尔斯拉赫认为,在很多方面,中国所做的正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做的:让人民脱贫,同时努力降低工业化的负面影响。迄今,中国非常出色地履行了这一平衡两方面力量的举措。它斥巨资提高经济效率,并致力于把工业生产的能耗降至一个能引领绿色增长新阶段的水平。

从“建设生态文明”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,到发布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》,从主动提出控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行动目标,到实行“十一五”完成节能减排目标“问责制”,中国政府近些年一系列措施引人注目,显示了中国努力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积极姿态和前所未有的决心。

“在许多重要领域,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努力都具有表率作用,”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专家芭芭拉·菲纳莫雷说,“中国的行动值得美国和其他国家多多学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