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的绝对电价与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。“发达国家的电价里包含服务成本，而且，发达国家有比较成熟的电价补偿机制。这都是中国目前不具备的”

此前，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回答媒体提问时指出，目前，居民电价整体不具备下调的基础。近年来，全球煤炭等能源价格持续上涨。2003年到2009年间，欧洲各国工业电价年均上涨约10％，居民电价年均上涨约8％；我国除居民外的其他行业电价年均上涨4％，但绝大多数地区居民用电价格一直未作调整，导致居民电价与工业电价比价关系严重失调，“这既与国际上居民电价高于工业电价的惯例不符，也与当前较高的能源价格不相称”。

“国际惯例”、“全球能源普涨”，在崔新生看来，这一次，如同此前成品油涨价一样，中国又与国际接轨了。“不要动不动就与国外比较。”谈到阶梯电价，崔新生无奈地说。

在崔新生看来，当前，中国的绝对电价与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。“发达国家的电价里包含服务成本，而且，发达国家有比较成熟的电价补偿机制。这都是中国目前不具备的。”崔新生如上说。

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孙立坚。他指出，比较中外电价，不能简单看绝对电价差别，要看相对电价。所谓相对电价，是指电价占总收入的比重。

此外，孙立坚还提醒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。他分析称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投资拉动。现阶段，工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度仍比较高。而欧美经济增长则主要依靠消费支撑。相应的，也更能承受成本较高的能源。

他告诉记者，很多国家处在发展中阶段时，往往采取要素价格补贴的方式帮助企业降低成本，甚至管制资源涨价。

“不考虑中国的发展阶段，希望通过水、电、煤涨价倒逼产业转型，可能导致本来应该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转向投资领域，将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带来负面影响。”孙立坚不无担忧地说。

除了经济发展阶段不同，孙立坚还强调，现在的中国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，贫富差距更大。他说：“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低收入人群。他们的收入被平均增长了。资源性消费增加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，阶梯电价如何实施，一定要考虑到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困难。”

据了解到，在发达国家日本，政府专门制定了阶梯电价下限。用电量低于下限的居民甚至可以不缴纳电费。这一政策显然主动偏向最底层居民。

孙立坚关注低收入人群，崔新生则从行政层面考虑问题。他指出，实际上，国际能源价格相对于通胀而言，并没有上涨。中国的能源行业行政成本大大高于发达国家。电价问题总想着与国外比，笼统出台一个阶梯电价制度只会给行政集权留下更大空档。